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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界糖尿病日|早发现早行动:夏维波教授全方位解析2型糖尿病合并MASLD的综合管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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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按:每年的11月14日是世界糖尿病日,今年的主题为“早发现,早行动”,再次提醒全社会重视糖尿病的早期筛查与综合防控。在临床实践中,2型糖尿病往往不是孤立的血糖异常,常与肥胖、血脂紊乱、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(MASLD)相伴发生,内脏脂肪异位沉积驱动多重代谢紊乱,进一步损伤心血管、肝脏、骨骼、肌肉等多个靶器官,显著增加远期并发症风险。

然而,目前不少医生的临床认知仍局限于单纯降糖,忽视糖脂一体化管理,中心性肥胖的隐匿代谢风险、糖尿病患者的骨折风险等也成为诊疗盲区。正值世界糖尿病日,《国际糖尿病》特邀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夏维波教授,深度解读2型糖尿病合并MASLD的疾病发病机制、高危人群识别与多维度干预策略,剖析脂肪异位沉积介导的骨骼、肌肉损伤机制与临床风险,为广大临床工作者提供规范化诊疗参考。

一、今年11月14日是世界糖尿病日,主题是“早发现,早行动”,这也是多部糖尿病诊疗指南反复强调的防治理念。但临床上很多患者确诊2型糖尿病时,已经伴随肥胖、血脂异常、脂肪肝等多重代谢紊乱。结合指南要求,请您谈谈,为什么糖尿病的管理不能只盯着血糖,早期就要开展糖-脂-体重的综合干预?

夏维波教授:

正值世界糖尿病日到来之际,我们特别强调,血糖管理不能只盯着血糖,更要重视综合管理。高血糖、糖尿病等代谢紊乱属于全身性的代谢异常,血糖水平高只是众多异常表现之一。不少患者在确诊2型糖尿病之前,可能就已经存在胰岛素抵抗、内脏脂肪堆积、血脂紊乱、肝脏脂肪浸润等;糖脂代谢异常还可以相互驱动,形成恶性循环。如果临床仅聚焦糖化血红蛋白(HbA1c)、空腹血糖等单一指标,忽视异位脂肪沉积这一核心驱动因素,靶器官损害的风险仍会持续升高。

流行病学数据提示,我国糖尿病患者超重比例为41%、肥胖比例为24.3%[1],同时有相当比例同时合并血脂异常、MASLD等。这些代谢相关损伤并非序贯发生,而是同步进展,心血管、肝脏、肌肉、骨骼的损害在糖尿病早期即已启动,当明显靶器官损伤出现后再开展干预,部分损害往往已经难以逆转。这也是国内外糖尿病指南均倡导综合管理、关口前移的原因。

糖尿病早期启动糖、脂、体重一体化干预,核心目标不局限于血糖控制,而是阻断胰岛素抵抗与脂肪沉积的恶性循环。在疾病早期干预,对逆转异位脂肪沉积、延缓代谢共病进展的获益优于晚期的补救性治疗;仅以降糖为目标的治疗方案,通常无法改善脂肪负荷、血脂谱及肝脏脂肪浸润,难以降低远期心血管、肝脏、骨骼相关的长期不良事件风险。因此,在临床工作当中,我们要格外重视糖尿病的综合干预。

二. 临床上不少患者BMI并不高,但依然存在内脏脂肪超标、脂肪异位沉积,进而诱发胰岛素抵抗和糖代谢异常。能否请您谈谈,我们该如何跳出单纯看体重的思维,识别这类隐匿的异位脂肪负荷,尽早减轻它对糖尿病进展的影响?

夏维波教授:

体重指数(BMI)是简便易行的超重/肥胖初筛指标,适合用于初步判断和快速筛查,但该指标存在明显缺陷,即无法区分皮下脂肪与内脏脂肪,对正常体重个体的脂肪异位沉积识别无能为力,在临床应用中存在局限性。部分人群BMI处于正常范围,但腰围超标、内脏脂肪蓄积,即“瘦型肥胖”,这类人群同样存在胰岛素抵抗、MASLD、心血管疾病风险。一项随访10年的研究证实,内脏脂肪下降可带来独立于体重变化的代谢获益,内脏脂肪每减少10%,即便后续体重出现反弹,糖尿病发病风险仍可下降约28%[2]。

在临床筛查中,腰围是性价比高、方便快捷的评估指标。参照《肥胖患者的长期体重管理及药物临床应用指南(2026版)》的中国人群肥胖诊断标准[3],男性腰围≥90 cm、女性腰围≥85 cm,就提示存在腹型肥胖,需要警惕内脏脂肪负荷。如需进一步精准评估,可通过生物电阻抗法、双能X线吸收法(DXA)、核磁共振、CT等进行体成分分析,定量评价内脏脂肪、肝脏脂肪负荷与骨骼肌情况。

流行病学数据提示,我国糖尿病合并肥胖患者中,腹型肥胖比例达到45.4%[1]。这部分患者的临床干预思路应当从单纯减重转向体成分管理,以减少内脏脂肪为核心目标,降低脂质在肝脏、骨骼肌、骨髓等部位的异位沉积,同时注意维持、增加肌肉量,避免片面追求体重下降带来的肌肉流失。部分患者通过节食减重,丢失的主要是骨骼肌而非内脏脂肪,会进一步加重胰岛素抵抗、肌少症,不利于代谢稳态与骨骼健康。

三. 内脏脂肪、脂肪异位沉积不仅损伤糖脂代谢,同时也会影响骨骼与肌肉健康。临床上2型糖尿病、腹型肥胖人群的骨质疏松、骨折风险常常被低估。想请您解读一下,糖尿病合并腹型肥胖,是通过哪些机制影响骨量、肌肉质量,进而升高骨折风险的?

夏维波教授:

虽然随着体重增加,骨密度会有一定的相应增加,但并不意味着骨折风险会降低。研究显示,达到过度肥胖(BMI≥30 kg/m2)后,骨密度不再明显增加,随之而来的骨折风险却明显升高,BMI每提高1个单位,骨折风险将增加15%。同时,与臀部较宽的“梨型肥胖”人群相比,“苹果型肥胖”人群由于腹围更大、内脏脂肪更多、肌肉量更少,骨折风险会相应更高[4]。

腹型肥胖、内脏脂肪诱导的慢性低度炎症与脂毒性,是同时损伤骨骼肌与骨骼的共同通路,也是代谢疾病与骨病交叉关联的关键机制。内脏脂肪细胞可大量分泌炎症因子、脂肪因子,打破成骨细胞与破骨细胞的动态平衡,抑制成骨活性、促进骨吸收;同时脂质在骨髓异位沉积,会抑制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向成骨细胞分化,促进其向脂肪细胞转化,最终造成骨质量下降。2型糖尿病患者中DXA检测骨密度数值往往不低甚至偏高,但通过骨小梁分数(TBS)可发现骨微结构破坏、骨质量下降,隐匿性椎体骨折风险增加[5]。

此外,骨骼肌是维持血糖稳态、维持骨骼力学负荷的重要组织。脂肪在骨骼肌中异位沉积,会导致骨骼肌肉量减少、肌肉质量下降、骨骼肌内糖脂代谢减弱。如此一来,一方面加重胰岛素抵抗,另一方面提升跌倒风险,多重病理机制叠加,最终升高骨折风险。

四. 2型糖尿病合并MASLD在临床十分常见,《2型糖尿病合并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多学科管理专家共识(2026版)》强调,MASLD需要生活方式、共病管控、药物选择相结合的多维度管理。根据您的临床经验,如何制定兼顾血糖控制与肝脏代谢改善的多维度综合管理方案?

夏维波教授:

MASLD由非酒精性脂肪肝改名为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,凸显了代谢异常在疾病发病中的作用。MASLD并非独立的肝脏疾病,是全身代谢紊乱在肝脏的局部表现,因此多学科一体化综合管理尤为重要。临床上也观察到,经过科学的生活方式指导,配合饮食控制与规律运动,很多患者复查体检时,MASLD可得到显著改善。

首先,生活方式干预。生活方式干预是所有治疗方案的基础,优先控制总热量、优化膳食结构,减少精制糖、饱和脂肪摄入,增加膳食纤维供给;运动方案兼顾有氧减脂与抗阻增肌,既降低内脏脂肪负荷、保护骨骼肌,也改善胰岛素抵抗,减轻肝脏脂肪沉积。

其次,同步管控合并症。合并高血压、血脂异常、高尿酸、肥胖的患者,需要同步推进各项代谢指标达标,而非仅聚焦血糖。很多MASLD持续进展的核心原因,是内脏脂肪蓄积、胰岛素抵抗未得到控制,单纯保肝药物难以从根源逆转肝脏脂肪沉积。

第三,分层开展药物治疗。依据患者肝脏脂肪负荷、纤维化风险、血糖及体重状态个体化选择降糖药物,优先选择可同时降低内脏脂肪负荷、改善脂肪异位沉积、带来肝脏代谢获益的药物。

最后,建立长期随访监测体系。MASLD的治疗并非一蹴而就,需要长期随访,定期复查HbA1c、血脂、肝酶、肝脏影像学等,动态评估肝功能、肝纤维化程度与肝脏脂肪负荷,及时调整治疗方案,最终实现血糖、血脂、内脏脂肪等方面的改善,阻断MASLD进展。

五. 玛仕度肽作为GLP-1/GCG双受体激动剂,除降糖减重外,GLORY系列研究证实还可以显著降低肝脏脂肪含量、DREAMS系列研究也可见肝酶改善等获益。结合这些循证证据,请您谈谈这类双靶点药物在2型糖尿病合并MASLD干预上的独特价值,以及您如何看待这类覆盖多重代谢获益的创新药物的医保准入考量?

夏维波教授:

GLP-1类药物的研发设计初衷是降糖。随着临床实践不断深入,人们发现该类药物不但具有减重作用,同时还可为心脏、肾脏等多个靶器官带来额外获益。继GLP-1受体激动剂之后,双受体激动剂、三受体激动剂等新型药物也不断涌现。

GLP-1/GCG双受体激动剂的独特价值,是从上游调控能量与脂质代谢,减轻脂肪异位沉积,而不局限于单纯控制血糖。GLP-1受体通路可抑制食欲、调控血糖,GCGR通路能够促进脂肪氧化、抑制脂肪合成、提升能量消耗,契合从源头干预内脏脂肪蓄积的管理思路,这也是它区别于单靶点GLP-1受体激动剂的核心特征[6]。

玛仕度肽作为GLP-1/GCG双受体激动剂,本土循证证据充分。GLORY-1研究数据显示,基线肝脏脂肪含量≥10%的受试者,玛仕度肽6mg治疗48周,肝脏脂肪含量相对基线下降幅度可达80.2%[7];DREAMS系列研究发现,玛仕度肽治疗2型糖尿病患者,在HbA1c、体重显著下降的同时,还观察到肝酶水平改善,同步实现降糖、减重、降低肝脏脂肪负荷等多重代谢获益[8]。

从临床需求角度,玛仕度肽这类具备多重代谢获益的创新药物,适用于规模庞大的糖胖共病、糖尿病合并MASLD等群体,这部分人群疾病负担较重,长期进展会诱发肝硬化、心血管事件、骨骼损伤等一系列不良结局,带来沉重的社会经济和卫生负担。因此,如果这类具备多重作用机制,可实现多维度代谢改善的药物能够服务于患者,可以真正实现“一箭多雕”的治疗效果。无论从患者临床获益、长期全身代谢管理,还是卫生经济学角度来看,这类药物都具备很高的应用价值。基于此,我们也期待这类创新药物能够早日纳入医保,惠及更多有治疗需求的患者。

小结:

夏维波教授指出,2型糖尿病合并MASLD属于全身性代谢紊乱,临床诊疗不应仅聚焦于血糖,应当推行糖-脂一体化管理,高度契合世界糖尿病日“早发现,早行动”的理念。临床需警惕“瘦型肥胖”这类隐匿高危人群,重视脂肪异位沉积以及随之升高的骨折风险。疾病管理应以生活方式干预为基础,同步管控各项代谢危险因素,并落实长期随访。以玛仕度肽为代表的GLP-1/GCG双受体激动剂可实现降糖、减重、改善肝脏脂肪的多重代谢获益,期待这类创新药物进一步提升可及性,更好服务于临床。

参考文献:

[1] 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.中国 2 型糖尿病合并肥胖综合管理专家共识 [J]. 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,2016, 32 (8): 623-627.

[2] Klein H, Alufer L, Goldberg Toren D T, et al. Lifestyle-Induced Visceral Fat Loss as a Key Target for Durable Cardiometabolic Health: MRI-Assessed 5- and 10-Year Follow-Up After 2 Clinical Trials[J]. Circulation, 2026, 153(24): 1905-1916.

[3] 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。肥胖患者的长期体重管理及药物临床应用指南 (2026 版)[J]. 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,2026, 42 (8):641-669.

[4] 夏维波教授 2024 世界骨质疏松日科普专访(光明网).骨骼健康,与体重有关 [EB/OL]. 2024-10-26.

[5] 杨蕾,付勤. 2 型糖尿病性骨质疏松骨质量改变研究 [J]. 中华骨质疏松和骨矿盐疾病杂志,2019,12 (4):417-422.

[6] Gan L, Duan L, Zheng X. Mazdutide ameliorates metabolic dysfunction-associated steatotic liver disease by modulating endoplasmic reticulum stress, improving lipid metabolism and alleviating inflammation. Pharmaceuticals (Basel). 2026;19(3):371.

[7] Ji L, Jiang H, Bi Y, et al. Once-weekly mazdutide in Chinese adults with obesity or overweight. N Engl J Med. 2025;392(22):2215-2225.

[8] Zhu, D., Zhao, J., Cai, H. et al. Mazdutide versus placebo in Chinese adults with type 2 diabetes. Nature 652, 174–180 (2026)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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